9月15日，山东的诸城枳沟二村，一名农民在瓦砾上吃午饭。他当天在整理建筑垃圾，寻找可用的材料。本报记者涂重航摄

各地目标相同：将农民的宅基地的复垦，用增加的耕地，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。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这项政策被地方的政府利用、“曲解”，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。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，甚至无指标而“挂钩”，违背农民意愿，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。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。

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，被权力和资本“合谋”拿走。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“新农村”，过着被产生的“新生活”。

专家指出，这是一次对农村的掠夺，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的取消自然村，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，对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。

10月，走在山东、河北、安徽等地，会发现一些高层的小区在农村拔地而起。

在河北的廊坊，2006年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，如今已成一片废墟，大片新修的村居在铲车下倒塌，刚修好的“村村通”水泥路被铲平。

山东的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，1249个村，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。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，搬迁到“社区小区”。

如今，像诸城这样的“拆村并居”，正在全国二十多省市进行。

今年8月份在海口举行的“城乡一体化：趋势与挑战”国际论坛上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，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“古今中外，史无前例”。

此前，今年两会期间，陈锡文指出，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，实质是把农村的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，弄得村庄稀里哗啦，如不有效遏制，“恐怕要出大事。”